●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文学院 王靖华

    “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地”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处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外、北京行政学院院内。这里虽然与热闹的官园市场不远，却清幽僻静。墓园中，一通通静立的青石墓碑默默见证着利玛窦等欧洲来华传教士们在生前身后曾经得到的荣耀、劫难和纪念。
    北京行政学院的学者们显然拥有近水楼台的便利条件去挖掘这块块青石背后的故事。《青石存史》就是他们就地取材、按图索骥、精心雕琢而完成的厚重成果。这部著作从明清来华传教士墓地变迁的视角，展示了400年来欧洲文明对中国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艺术、建筑等方面所带来的巨大影响。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达中国澳门。1601年，他进入明代都城北京，9年后去世，得到中国皇帝的恩准，安葬于栅栏墓地。此后的200多年间，近百位来华传教士下葬于此。义和团运动时期和“文革”时期，墓地曾两次遭到破坏。改革开放以后，墓地得到修缮，先后被确定为北京市和国家文物保护单位。《青石存史》正是有关明清时期以欧洲传教士为主角的“西学东渐”的一段备忘录。出于学者良知及对历史的敬畏之心，编者们擦去烟尘，修残补缺，让这些长存数百年的青石记录的历史清晰起来。
    如今，上网之乐正悄然取代着传统的读书之乐。但是，当笔者端坐于这部《青石存史》面前时，顿时就被有如石块般粗糙质感的封面所吸引，伸手触去，恍若抚摸远去的历史，让人迫不急待地翻开、读下去。掩卷之余，感慨有二：其一是关于明清时期“西学东渐”的体会，这是书的内容所带来的；其二就是有感于这部书的出版了。
    说起近代中国的对外政策，人们可能对清朝的“闭关锁国”印象深刻，但这只是总体上的基本特征。实际上，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末，欧洲在华传教士作为“西学东渐”的一支重要力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在近代中国树立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通过《青石存史》，感觉其中有两方面内容耐人寻味。
    一方面，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虽然是传播教义，但在客观上，他们所带来的影响却没有局限于宗教传播，而是具有多重性。“无心插柳柳成荫”，许多传教士在自然科学、艺术领域里也非常专业。比如，利玛窦精通数学、天文、地理；邓玉涵是伽利略的好友，他精通天文、机械、数学和医学；汤若望也精通天文学；徐日升在音乐、数学、天文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郎世宁则以其美术、建筑作品而广为人知。200多年的时间里，传教士们向中国推介了大量的西方科技知识和理论，翻译了许多西方学术著作，极大地推动了“西学东渐”。1605年，利玛窦编著的《乾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编纂者视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利玛窦与明朝大学士、科学家徐光启等人共同翻译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数学、天文学著作详细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文化成就。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利玛窦还是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标注读音的首创人。
    另一方面，传教士们的巨大影响与明清一些统治者的开明、包容与信任是分不开的。利玛窦能够葬于北京，就是因为万历皇帝及一些官员出于对其“道德学问”的尊重而打破先例。南怀仁曾是康熙的老师。顺治皇帝尊汤若望为“洋玛法”（长辈），并以多种官衔和封号加之于他。康熙还曾组织传教士与中国官员一道进行帝国疆域的测绘工作。徐日升与张诚还曾一起参加中俄边界谈判，并促成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得到康熙的高度肯定。可见，在华传教士们所得到的信任和从事的工作已经超越了其作为职业传教者的角色。
    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虽然另类信仰的传播非其所愿，但一些帝王并未因此将传教士们拒之门外，而是充分利用其智慧和才华丰富中国的文化科学技术，使洋人知识为国人所用。设想一下，如果没有那个时期统治者们的开明，传教士们纵使学识满腹，也可能被时光所埋没。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传教士因为自己的卓越才能而被任命为朝廷官员，并得以大显身手。南怀仁曾任大清朝工部右侍郎，汤若望、南怀仁、闵明我、纪理安、戴进贤、刘松龄等传教士都曾负责钦天监（天文台）的工作。这一点对于有着长期以来视外国人为“夷狄”的中国来说，尤其难能可贵。
    再看《青石存史》这部书本身。
    如今，出书并非难事。但是，要出有思想、有内涵、不敷衍、不媚俗的书却不容易。《青石存史》就是一本有分量的书，不追名逐利，回归了原本属于书籍的纸感墨香。
    首先，《青石存史》是对“西学东渐”中传播者们的纪念。传教士们是明清时期“西学东渐”的主角，他们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并在中国为人、为学、为官，最终长眠于此。利玛窦58年的人生有近一半是在中国度过的。1910年，意大利马切拉塔大学院内的利玛窦纪念碑上刻上了这样的字句：他所爱的中国，于他好比第二故乡。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也在中国生活了42年。多年的中国生活使传教士们与中国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与中国人交朋友、切磋技能，将毕生所学传与中国。但如今，他们中有的人只存下一座残破的石碑，有的人连石碑也不知所向，仅仅有一些碑文拓片，有的却连拓片也没有了，只剩下了散落于其它文字记录中的名字。还原这段历史，让后人们记住他们，是逝者应该得到的尊重和纪念。在分类展示一些著名的传教士们的影响与成就之后，书的附录部分用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将墓地现存墓碑、遗失墓碑的碑帖、碑文、注释和照片一一列出，这种看似简单罗列的内容不仅没有给人丝毫的繁琐之感，反而强化了著作的凝重和肃穆。凝视着页页青石，阅读着段段碑文，就像看到了一个个曾经鲜活于世的生命，他们远道而来，在与中国人友善相处的过程中，定格为传播西方文化的使者。这样的人应当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其次，《青石存史》也是联系东西方民众情感的又一条纽带。传教士们来自意大利、德国、法国、比利时、葡萄牙、瑞士、捷克、奥地利等国，这些国家的人们没有忘记自己的先人，他们不仅以各种形式纪念他们，有的还亲赴墓地拜谒。看到肃穆于绿树荫蔽的墓地，相信他们会为逝者感到欣慰。而读到这样一本专门为墓地而编写的图册，他们更会由衷地慨叹。为了得到更多更充实的资料，编者们远赴意大利、德国、比利时等国，到“利玛窦”们的家乡去走访、拍照、收集资料，这本身也是对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续写——他们不仅作为“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守墓人”而赢得了其后人的尊重，更为新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拓展着新领域，为促进东西方民众的交流编织了一条源于共同历史、情感共鸣的纽带，使人们更积极地面向未来，在互尊、互信的文化交流中继续分享彼此的思想和创造。
    第三，《青石存史》还为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一个范式。文物是历史的直接见证，但文物保护的目的绝不仅仅是“看护”、“保管”，使其不受损害，还应该包括对文物意义的整理和挖掘。在《青石存史》中，近四百幅图片有序穿插于精当的文字之间，权威全面的资料、客观理性的评述、考究大气的装帧设计使内容与形式恰到好处地统一起来。《青石存史》可称得上是文物阐释类书籍的一部力作，此书的出版也为文物保护的深度管理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利玛窦与外国传教士墓地”是幸运的，它遇到了一群认真、执着的守护者。他们通过展现文物的价值和意义使文物与现实联为一体，而这样的文物保护无疑是最具建设性的。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今天，在现代化的交通、通讯技术的推动下，“地球村”村民们之间的交流呈现前所未有的便利和频繁。各国、各民族都看到了文化交流之于社会进步的意义。当人类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智慧、学会共处于这个越来越小的世界的时候，我们相信，具有豁达气度和宽广胸怀的中国人，将会续写更加色彩斑斓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在这样的历史中，后人将会读到更多的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