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2日-25日，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联合发起和主办的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成果交流会在我校召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教授，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荣誉学部委员赵凤岐研究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春贵教授，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王江渝，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姚光业教授等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军队院校的专家学者120余人，参加了交流会。杨春贵教授作了题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探索》的主题报告，王江渝校长致欢迎辞。会议由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原主任庞元正教授主持。
杨春贵教授在报告中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走向和主要进展进行了总结，特别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成果：一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研究实现了重大突破；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研究有了一系列新进展；四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除了以上四个方面，杨春贵教授还指出我们的新探索还涉及到人、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问题，和谐与矛盾的关系问题，以及经济哲学、管理哲学、科技哲学、文化哲学等各个领域的问题。最后，杨春贵教授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一定要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哲学关注人民的命运，人民才关注哲学的命运；哲学满足实践的需要，实践才赋予哲学以生命。这就是我们的经验，这就是我们的结论，这就是我们的方向。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王江渝代表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向与会的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敬意，他在致辞中指出，承办这次会议是我们的荣耀。因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事业的发展，本身就是我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也是我们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和向长期以来关心和帮助我校发展的各位领导和专家表达谢意的机会。他向与会专家学者介绍了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的机构设置、员工结构、学科设置以及教学科研改革理念，并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校重点发展的学科，也是衡量到我校是否是一个合格的党校和合格的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重要指标，在这方面，希望与会的各位专家一如既往地为我校的发展提供大力的支持。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哲学动态》、《学习时报》、《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理论视野》、《北京日报》等媒体记者应邀出席了交流会。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交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成果，总结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经验，研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做出新贡献。与会代表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大会发言，主要观点介绍如下：
国家行政学院周文彰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对中国社会实践做出了很大贡献。第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在精心培养后学、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才队伍建设、传承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社会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社会贡献了许多重要概念，提高了中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辩证思维能力，这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非常重要。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冯俊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三种发展趋向：一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30年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利用西方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新概念、新理论来丰富、充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有的理论体系，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意识和话语方式，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领域；三是“回到马克思”，即回到马克思的原初文本，对马克思主义做文本学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创新有两种路径：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实践来创新；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理论和方法的移植来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陈中立研究员主张，在“大写真理”面前应该谦逊。这是因为：第一，我们今天虽然触及到“大写真理”，但对它还远没有真正认识，更没有完全达到它。第二，“大写真理”虽然要以“小写真理”为基础，但它又不是“小写真理”简单的机械相加，而是要凭借抽象思维、形而上地思考，经过高度的抽象、概括、整合而后才能达到。第三，真理的获得需要奔放的热情和坚定不移地追求真理的精神，这种热情和精神来自对“大写真理”的敬畏、珍重，以及在它面前的谦虚、冷静、谨慎和执著追求。因此，对真理应该有三种看法：第一，真理是过程，是动态的。第二，真理是整体，是系统。第三，关注“大写真理”的研究，加大“大写真理”的研究力度，是哲学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郭湛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只是一种实践理论，更是一种实践批判理论。哲学意义上的“批判”是一种辩证法的态度，是自觉的、理性的、辩证的分析、取舍乃至重构。辩证的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对认识和实践偏差的揭示和校正，是人和社会发展进步的阶梯。与理论批判相统一的实践批判，是历史前进的内在推动力量。实践及其效能、效果和反馈是实践运动的基本规律之一，它具有客观性、能动性以及开放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景源研究员认为，唯物史观和价值观是有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了唯物史观对价值观的决定作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价值观问题，也是历史观问题。历史上的科学派和玄学派等争论的问题实质上是唯物史观和价值观的问题。我们必须坚持用唯物史观解决中国的现实实践问题。
北京大学哲学系王东教授认为，我们的时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也是马克思主义创新的时代。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实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的实践奠定了可靠的哲学基础。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董德刚教授对所有制四个热点问题进行了思考：一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消灭私有制”问题；二是我国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会不会削弱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三是马克思所说的未来社会的公有制问题；四是衡量所有制合理与否的标准问题。分析所有制有五种主要角度：一是国家所有制与社会所有制的角度；二是官有制与民有制的角度；三是微观所有制与宏观所有制的角度；四是直接所有制与间接所有制的角度；五是公有、私有的关键在剩余价值归谁所有的角度。我们不能只重所有制之“名”，更要重所有制之“实”。所有制问题的实质，是资产为谁所有、为谁谋利的问题。社会主义经济，说到底是人民群众共同受益的经济。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庞元正教授就“创新实践与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创新实践路径”作了发言。他认为创新实践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创新实践是人类实践的最高形式。创新实践是相对于常规实践而言的，是对事物规律、属性、关系的新发现或者新运用，能够比以前的实践更能有效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创新实践之所以是人类实践的最高形式。首先是因为创新实践是对原有实践的破旧立新和推陈出新，更能体现实践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实践；其次，由于是先前没有的，能够在探索未来、改造世界中取得新成果，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实现了改造世界的新突破，能够使更多的自在世界转变为人为世界，能够创造不存在的东西，以满足人类的需求。第二，创新实践是当代人类实践的主导形式。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知识创新是人类创新实践的三种基本形式。技术创新是生产实践的高级形式，实现着生产力不断进步；制度创新是交往实践的高级形式，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不断推进社会制度的进步；知识创新是科学实践的高级形式，为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实践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第三，创新实践是破解人类发展困境的根本出路。当代社会面临着一系列难题，如生态恶化、气候变暖、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只有靠创新实践，靠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知识创新，人类才有破解困境的希望。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建构目前有文本解读、中西马相结合、实践推进三条路径。应该在第三种主张的基础上强调创新实践的路径。因为，只有坚持创新实践的观点，才能建构体现当今时代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属性，才能从根本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化。创新实践是一个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组成部分的总体性范畴，引进创新实践观点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创新，坚持创新实践路径，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可以包括文本解读路径和马中西结合路径。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许全兴教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自我革命的角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路径，认为哲学是哲学家的人格、智慧、思想、情感、意志等的对象化的产物，是哲学家本质对象化的存在。哲学的革命实质上是哲学家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的关键在于哲学家的自我革命，提高哲学家的自身素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命要从哲学家的自身革命做起。为此，当代哲学家应具备一下几个方面的素质：第一，确立独立自主人格。任何创新，都需要有独立的个性。哲学的发展同样需要有哲学家的独立的自主的人格和自由个性，这对当代中国而言尤为重要。中国长期以来的封建专制制度束缚了人的个性自由，五四以来尽管在个性解放方面有很大进步，但是深入到人的骨髓里的奴性意识很难一下子消除。事实上，哲学与政治的关系至今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正确解决，哲学沦为政治婢女的状况依然存在。在今天，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面向世界，大胆借鉴和吸取世界文明成果，尤其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我们在向西方世界学习时，一是要以我为主，要有分析批判，真正吸取其中合理的因素，而不能跟在人家后面跑；二是要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批判地吸取和借鉴对我有用的东西，而不能不顾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照搬某些听起来好听而实践上无用甚至有害的空洞说教。第二，增强关注现实、研究现实、总结最新实践经验的兴趣。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家要把握时代精神，最根本的是关注现实，关注民族的前途，关注人民的命运，思考和总结社会实践的经验教训，从而体悟时代的精神。哲学家关注现实，关注人民，并不是要他去研究具体的现实问题，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方针、方案，而是要从哲学的高度，以宽广的视野去思考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要把广大人民所关注的重大问题上升为哲学问题，并作出正确回答。第三，拓宽知识面，善于总结和概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第四，加强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学习和研究。
北京大学哲学系丰子义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体现在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点上，体现在对现实问题的正确回答上，即体现在“问题意识”上。要增强“问题意识”，加强问题研究，必须注意几个问题：第一，要恰当地提出问题。正是问题的提出，展现了一个新的视域，使研究获得了新的生机、新的意义。不断提出问题、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恰好是研究的动力和活力之所在。但是，并不是任何问题的提出都有利于推动理论创新和发展。问题提得合理，确实有助于促进人们有益的思考。问题提得不合理，可能误导理论思维，使研究一开始就误入歧途，最后所得出的结论可想而知。因此，能否恰当地提出问题是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关键。恰当地提出问题是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前提。一个真实的、有意义的问题的提出，绝不是闭门思索所能做到的。提出问题必须面向现实、面向生活，对社会实际发展过程的矛盾和问题予以及时的发现和准确的把握，并将其转变为哲学上的研究课题。离开了社会现实，“问题研究”只能是一句空话。而要恰当地提出问题，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正确的提问方式。这就要求注意哲学的本性，从前人认为是答案的地方发现问题的存在，由此恰当地提出问题。第二，合理地研究问题。提出问题固然重要，但问题的研究合理与否也非常关键。这就是如何使问题进入哲学的视野并以哲学的方式予以观照。也就是说，如何以哲学的方式来研究问题，切忌那种浮躁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风气滋生蔓延。第三，注意问题研究的转换与提升。要处理好问题的提出、问题中的哲学、哲学中的问题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这三者之间是内在联系、层层递进的。必须首先具有问题意识，并恰当地提出问题；而来自现实的问题一般是形而下的问题，要探讨问题中的哲学，就必须使这种形而下的问题变为形而上的问题，即由实际问题变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问题，这是第一次提升；问题中的哲学往往是零散的、繁杂的，而要使问题中的哲学研究成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内在要素，又必须使“问题中的哲学”变为“哲学中的问题”，即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这就是第二次提升。通过两次转换和提升，既促进了问题研究，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侯才教授主张通过对现有认识理论的批评重构人类认识的结构。他认为，在人类认识史上，康德关于认识含有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要素或层次的理论是众所周知的，也是一种不仅被黑格尔认可、而且亦被马克思、恩格斯认可的普适性的权威定论。在康德看来,感性是接受印象的能力,知性是规则的能力,理性是原理的能力,它们一起构成人类认识的完整结构。康德的这一划分,揭示了认识的基本层次或基本要素,确立了理性的至高地位,在人类认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康德的这一理论作为定论长期以来未受到任何质疑,然而,究其实质,它是对西方哲学传统和思维方式所作的哲学诠释。这一认识模式纯然是基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立场的,本质上是一种理性至上主义。它至多对于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主流传统才是适用的,但容纳不下中国传统哲学所代表的东方思维方式。西方的哲学思维方式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德国古典哲学堪称其范本。而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却与其迥然而异:它无疑也含有理性主义因素,但并不归结为理性主义;它较注重和强调悟性、直觉和体验,但又不归结为非理性主义和直觉主义。毋宁说,它在本质上更具有“悟性”的色彩,是“悟性主义”的。这种东方的悟性主义与西方的理性主义大异其趣,却又相映成辉。因此，有必要从哲学角度对“悟”进行界定。“悟”是对对象本性或内蕴的一种直觉的、明澈的观照和透察。而“悟性”则是兼有感性和理性特点、因而也具有辩证性质的，对对象本性或内蕴的一种直觉的、明澈的洞察或领悟能力。悟性具有五个基本特点即自我性，本体性，整体性，直接性和逆向性。因此，人类认识的结构应该概括为感性、理性、悟性三个环节。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孙伟平研究员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取得了斐然的成就，但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生长点。第一，现时代的定位及其提出的新问题。一方面，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电脑的日益普及和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人类正在迈入一个激动人心的“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如何看待“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的地位与性质，如何处理它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如社会形态理论等）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对它的认识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时代、时代精神，以及具体理论的探索和把握的相关点。另一方面，与“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的发展相关，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在迈入一个所谓“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过程，是世界现代化的最新阶段。它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问题的视野，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富于意义的新课题。例如，民族国家的问题，文化认同的问题，问题解决的主体际关系，等等。第二，社会实践的新发展提出的新问题。由于科技的发展、新的生产工具的发明、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加强，实践的范围（广度、深度）大大拓展了，复杂程度大大加强了。实践方式本身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革命”。同时，实践一方面愈来愈成为一种大规模协作式的劳动（机器大生产、高度自动化、全球市场的形成等），体现出高度社会化、全球化等特点。另一方面，因为大规模重复劳动变得简单而容易，其劳动价值越来越有限，个性因素反而愈来愈重要。正在变革着的世界，以及这种变革活动本身——实践的发展，使得哲学赖以生长的基础和前提更新了，使得哲学的内容有了许多新的气象。如何以科学的发展的实践观为基础，更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理论，并反过来指导人们的现实生活实践，迫使人们认真地思考、反复地咀嚼，并创造出新的东西来。第三，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提出的新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以来，现当代自然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已经产生了许多革命性的新进展。可是，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并没有做出相应的、明确的整体回应。例如，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对具体科学成果的研究和概括，长期仅仅停留在用具体科学的新成果作为例证，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适应性和正确性。第四，当代社会价值危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环顾当前世界的发展，人类正陷入了一场新的深刻的、世界范围的文化价值危机之中。如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淡漠，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内在精神状态的失衡。批判性地思考和解决这些价值问题，不仅将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价值理论、价值实践，而且也必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提出丰富的新问题，以及解决新问题的新视角、新思维方式。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杨俊一教授提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离不开以下三个路径：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中国化，即有效地解释和说明中国的实际问题，或为中国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世界观、方法论、发展观和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和根据。因此，不能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理解为儒学化或国学化。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世界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更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或时代化的问题。因为，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观点来看，中国不仅参与全球化，也在参与全球化的构建过程。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经验，一定会随着中国制造世界化，参与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构建过程。离开中国，全球化的问题很难解决。在此意义上，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必须用时代眼光，从“中国——世界”或“中国——人类学”的角度阐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或中国主体参与并构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大众化。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离不开创造和发展出满足大众生存与发展的理论产品。特别是在市场、国家、社会、文化四元化的历史条件下。一方面，如何有效地解释四个利益根本一致条件下的大众理论需求，更重要地是如何解释和说明四者利益冲突条件下的理论如何为大众服务的问题。因此，理论如何掌握群众，要以大众需要什么理论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服务，即成为大众解决民生问题理论武器为基础。总之，在中国问题、时代眼光、大众需求要与世界化的思维方式相结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重要路径。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张守刚教授认为，物质运动的规律、思维活动的规律和实践活动的规律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三大规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了解决他们面临的现实斗争问题，对三大领域的规律都有所侧重地进行了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着重阐述了物质运动的规律以及作为它的反映的思维活动的规律。列宁在进一步阐发物质运动规律和思维辩证发展规律的同时，揭示了思维活动规律同实践活动规律的内在联系。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巨而复杂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为三大领域规律的统一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实践的发展，推动人们从哲学与科学的结合上把三大领域的规律统一起来。在寻求三大领域规律统一的伟大进军中，哲学要为科学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展现新的生长点，在当代谱写哲学与科学联姻的新篇章。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张曙光教授则特别提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要走出悖论，重新思考普遍和特殊、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问题。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刘陆鹏教授提出，在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开始自觉地关注现实，然而在关注现实的同时，却又远离了现实。究其实质，是因为没有满足现实实践的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创新应该以实践为基础。一方面，要加强理论路径的推进，包括打通中西马学科壁垒，吸收自然科学成果和深入文本研究。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在实践中推进，从现实做起，捕捉那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重大实践问题。
会议还安排了分组讨论。在讨论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就一些共同关心的主要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会议期间，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进行了换届选举，王伟光当选为第六届理事会会长。在代表新一届辩证唯物主义学会理事会作的报告中，王伟光指出,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的任务是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体系建设，努力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新局面。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具体来说，要加强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研究；二是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体系研究。关于全面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体系研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全面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科学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然性，拓展并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畴体系、科学内涵、表现形式和理论成果；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特殊性相结合；三是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四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普及化；五是积极探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述体系；六是端正学风，以科学的创新精神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孙艳霞）